台湾六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演进和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1949—1969），第二阶段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1970——1986），第三阶段从八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初（1987—2009）。其演进的基本规律是：考据、笺证、集释等实证方式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法从传统的主导地位逐渐动摇和消解，新的研究观念和以“新批评”为主的研究方法由潜入发生到活跃壮大，在与传统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一番撞击、论辩之后，开始出现一种多元和多变的格局以及回归和融合的倾向。造成这种演进的原因很多，有文学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需求，也有来自外部的影响。

下面拟对这一演进历程及其特征进行勾勒和探讨，对其中的借鉴作用亦作一些思考。

一

台湾古典文学研究观念的演进的第一阶段从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末（1949—1969）。其基本特征是考据、笺证、集释等实证式研究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法占主导地位，但西方的研究观念亦潜入发生。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研究，运用的最多的是实证式。以最能反映学术取向的学位论文而言，其中采用最多、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乃是实证类论文。1955年至1969年这十五年间，[1]台湾古典文学方面的学位论文共92篇，其中实证类56篇，占60％。后来在台湾古典文学界中影响较大，甚至成为中坚人物的学者，其学位论文亦多是实证类研究，如台湾大学杜其容《毛诗连绵词谱》（1955），薛凤生的《元微之年谱》（1959）等。这批实证类学位论文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出入经史名家又多新见，如阮廷瑜的《高常侍诗校注》，该书以四部丛刊《高常侍集》为底本，用明正德本、仿宋本等参校，收高适五古120首，七古32首，律诗70首，并有作者自编的高适年谱、传本述要，后附佚诗拾遗、赋表文、游踪经历图、交游考、校后记，比大陆影响较大的陈铁民的《高适诗歌编年笺注》约早了十五年。二是研究领域还较狭窄，往往集中在少数作家和作品集的笺注汇释等少数论题上，以致在当时研究生不多，古代文学的研究范围又如此广阔的情况下，会出现同一年度两个几乎完全相同的选题，如1965年洪顺隆的《谢宣城集校注》（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和杨宗莹《谢宣城诗集校注》（台湾师大硕士论文），1966年张学波的《孟浩然诗校注》（台湾师大硕士论文）和游信利的《孟浩然集笺注》（政治大学硕士论文）。三是往往和“知人论世”的史传批评方式结合起来，如学位论文中刘筱媛《梅尧臣年谱及其诗》（台湾大学1969），刘桂鸿《杨万里年谱及其诗》（台湾大学1969）等，皆是把年谱、作品的校释等考证与作家时代生平、思想主张研究结合起来。当时台湾古典文学界的老一辈学者王叔珉、台静农、代君仁、郑骞、屈万里、王梦鸥、卢元骏、潘重规、苏雪林等，其主要的研究手段和论著也多属笺证类。如屈万里《诗经诠释》,余培林《诗经正诂》、郑骞的《辛稼轩年谱》,代君仁的《蔡琰悲愤诗考证》，王叔珉的《陶诗的校勘问题》，王梦鸥的《枕中记及其作者》、《续玄怪录及其作者考》等唐人小说考论，潘重规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等敦煌文学研究，苏雪林的《离名称考释》等楚辞研究等。

此时，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也在悄悄地滋生，代表人物是倡导新儒学的徐复观。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徐在古典文学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就有一系列新的思考：在研究观念上，他认为要研究中国文学史，就必须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来研究，必须从文献学研究进入文学的本体研究，不能仅在外部打圈子，“使人感到它只是在谈无须乎谈的文献学，而不是谈文学，不是谈文学史”[2]，他认为这是当时没有出现象样的文学史的关键所在。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他主张把文献学研究与作品内在的文艺学研究结合起来，考据只是解诗的基础，具有工具性意义而并非目的。他的《环绕李义山锦瑟诗的诸问题》即先从考据入手，通过大量资料对李义山的生平、党争、知遇、婚恋、人格诸问题进行辨析，然后再从人文学、文艺学角度对《锦瑟》进行新的诠释。他还有意学习王国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揉进西方的文艺观和方法论，例如他把陶渊明、李白、杜甫作为三种类型来探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隔”与“不隔”[3]。到了五十年代末，陈世骧首先将“新批评”方法和比较文学观念运用到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中去。他通过与西方悲剧意识的比较来解析杜甫的《八阵图》，指出《八阵图》超越了五绝的一般特性，表现出一种中国式崇高的悲剧感情（《中国诗之分析鉴赏示例》文史杂志1958.6）；另外，在《时间律度在中国诗中的示意作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1958）和《中国诗歌中的自然》（文学杂志1959）诸论文中，也都是通过与西方文学的比较来分析中国古典诗词的特质。到了六十年代，一批论著和学位论文采取了比较研究、体类研究和社会文化批评等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论，如牟潤生《唐初南北学人论学之异趣及其影响》，从地域、民俗、政治架构的区别来分析南北学风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这种差异对兼有北地刚健和南方妩媚的盛唐气象形成的影响，采用的是地域文化和民俗学等新的研究手段。叶嘉莹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采用欧美新批评所提倡导诗歌多义性，来分析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句法对传统的突破和意象的超越。施淑女的《楚辞探微》（台大硕士论文1968）则首次运用西方的神化原型批评来研究楚辞。作者尝试用傅来采（J.G.Frazer）《金枝》中的“圣婚”观念来解释《九歌》中的意识形态和神巫关系，并指出屈原作品所表现的“昆仑山向往”正好符合容格(J.J.Jung)的“乐园型”基型。新的批评方法的兴起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评，最终导致了七十年代末新旧研究观念的一次大碰撞。

二

第二阶段为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1970—1986），此时研究思想进入活跃期，传统和新潮间不同的研究观点和方法开始碰撞。其特征是：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纷纷登场，并对史传式批评和文献学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和挑战；另一方面，传统的研究方式也牢牢地坚守住自己的阵地，出现了许多扛鼎之作，出现了一种在对峙之中共存共荣的局面：

此时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和教育文化投入的加大，高校开设的古典文学研究科系也在增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队伍也随着加大。大家在学术观点、研究观念、研究方法上有着不同理解，由最初的分歧终而导致激烈的碰撞，学术思想也因此进入最活跃时期。台湾学术界震动较大、影响较深远的关于“新批评”的争论就发生在这个时段。当时台湾采用西方文论来研究中国文学的大体有两类：一是结构主义和原型批评，这后来成为研究中国神话和小说的主流方法。另一种是新批评，主要用来研读古典诗词。所谓“新批评”，主要是指用英美意象派和庞德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之中也搀杂着结构主义、比较研究和弗洛伊德、荣格性心理学等成分。其主要倡导者是外文系的颜元叔以及美籍华人梅祖麟、高友工等人。梅、高着重于用新批评来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颜叔元则着重于用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具体作品。1972年，由台湾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创刊，它为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提供了的一块实验园地。从当年起，颜氏陆续在《中外文学》以及《中华日报副刊》、《中央月刊》、《现代国家》等杂志上发表文章，用“新批评”方法对王融的《自君出之矣》、李益的《江南曲》、朱庆余《近试题张水部》、白居易《琵琶行》、《长恨歌》、杜甫的《咏明妃》等古典诗词作出新解。对此新解持批评意见的则有叶嘉莹、魏子云、徐复观等人。作为与颜氏论战的主要对手叶嘉莹于1973年发表的《漫谈中国旧诗传统——为现代批评风气下旧诗传统所面临的危机进一言》，可作为批评意见的代表。文章认为评论中国古诗首先必须熟悉传统、知人论世，对旧诗有着深厚的修养，这样才能对诗家诗作做出正确诠释[4]。在叶氏看来，颜叔元等所缺少的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深厚的旧诗修养，例如他用荣格的性意象来解解释王融的《自君出之矣》和李商隐的《无题》，把蜡烛看成男性的象征。[5]同样地，他把《江南曲》中的“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和《长恨歌》中的“梨花一枝春带雨”也都看作“性”的影射，这就让喜爱中国古典诗词冲和雅致之美的读者无法接受。另外，颜又擅自改换原作题目来符合“新批评”的解释，如将《近试题张水部》改为《停红烛》，认为原题“只说明了写诗的场合，与诗的内容毫无关系”，这又引起了尊重历史的一部分学者的不满。但对于颜元叔来说，他对一些人并不了解新批评方法和在解释中国古典诗词上的优长，而只在个别例子的具体解释上大做文章也感到不满，并认为这些批评者的目的是借此来否定新批评。于是，他在1973年底陆续著文反驳。一方面再次对新批评的方法作出说明，强调“新批评的第一原则就是就文学论文学”，“要特别注意意象语及意象结构、象征、影射、音响效果等”；另一方面，则从方法论上对传统的研究方式进行批评，认为叶嘉莹“对中国旧诗的探讨，大致而言，仍旧不脱传统研究的老路子，从历史传记的途径作文学的外围探讨——不是内在的探讨”[6]。对此，一些学者也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遂形成一场争论。争论的双方虽唇舌相向，但实际上，针锋相对之中也还有共识，即双方都不排斥引进西方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都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必须用西方的研究观念和方法来补救。叶嘉莹亦主张“接纳西方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来为中国旧诗的批评建立新的理论体系”；[7]徐复观也认为 “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辟出一个新局面，这些年来，我一直属望于对西洋文学研究的先生们”。[8]对于文献学的价值，颜元叔也“承认传记与历史的研究，能够作为文学研究的参考材料”。[9]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虽于八十年代初渐趋消歇，但其影响是深远的：它不但引发了一部分学者对传统研究方法的重新审视，也引起了